余秋雨：文化苦旅其实不是旅之苦

在旅游群体中，自命为旅行者的人是瞧不上旅游者的。前者认为后者只不过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但对他们来说，要成为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似乎又很不现实，于是一条捷径应运而生，那就是“文化旅游”。

伍迪·艾伦的新电影《午夜巴黎》中就有这样一个角色，男主人公盖尔和女友在巴黎遇到了女友的朋友保罗。保罗在每一座雕塑、每一幅名画前都能侃侃而谈，对作者的生平、作品的背景，甚至与作品相关的八卦轶事都知晓一二。

保罗显然不是旅行家，却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旅游家”，这类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旅游途中不断寻觅能够与自己的文化知识相呼应的物品，一旦找到这种呼应，便兴奋不已。知识背景越丰富的人，获得兴奋的次数便会越多，当然，这种兴奋大都伴随着内心的炫耀。在卢浮宫，所有人都在追逐三大镇馆之宝（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和蒙娜丽莎）的时候，我沿着昏暗的小道走进一间房间，找到了“汉谟拉比法典”，心中涌出一丝得意。在这一刻，我也是个文化旅游家。

社会学家认为，划分社会等级的资本有三种，体现经济实力的货币资本、体现人际网络的社会资本以及体现知识储备的文化资本。文化旅游者与普通旅游者的最大区别，即在文化资本上。文化资本的获得不同于货币资本和社会资本，必须通过长久的艺术熏陶和教育。对大部分旅游者来说，这样的熏陶未免过于漫长，于是他们就求助于一些速成训练，比如临行前上网搜搜要去的地方的典故，比如记几个建筑或是民俗学的专有名词……

显然，这种暴发户式的文化旅游根本算不上文化，充其量是打着文化的旗号骗骗自己而已。即便如此，文化旅游还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地风靡了全球。

在中国，文化旅游还和一本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本《文化苦旅》几乎影响了一代文化青年，这部历史大散文集以文化、历史加煽情的模式为21世纪初的文化旅游者设定了一个标准：只有谈及文化的旅游，才是深刻而有意义的旅游。

但是，余秋雨显然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才是文化？

文化不是一个人对所游览的事物有多么丰富的知识，文化是这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一种对生活的共鸣和感动。让我们设想一种情景：在某个藏区的寺庙门口，夕阳洒在金色的寺庙屋顶，秋风吹过，远处传来喇嘛诵经的浑厚之音。可以说，这是在体验一种文化的感动。那么，让我们感动的是寺庙？夕阳？还是秋风？我认为都不是，而是那诵经声。最接近人心灵的，是人本身，这才是文化。

几乎在《文化苦旅》风行的同时，旅游学者理查斯也从概念角度对文化旅游做出定义：“文化旅游不仅是对历史中产生的文化成果的消费，也是对一个人群或一个地区的当代生活方式的旅游。”通俗点儿说，文化旅游不仅在于历史遗迹，同样在于对当代生活的体验。但后者显然不如前者能够满足文化旅游者对炫耀的需求。“我在敦煌壁画前感动得哭泣”绝对要比“我在农家乐里喝得烂醉”更符合一个文化旅游者的自我定位。自古以来一贯如此。

在“壮游”时代，欧洲青年人涌向巴黎、威尼斯、罗马等中心城市，去学习欣赏那里的文化和艺术，这是标准意义的“文化旅游”。二战之后，非西方国家的旅游业蓬勃发展，但对西方人来说，那只是异域风情，那只是旧殖民地和原住民的混搭，那只是落后的、粗鄙的民间物件而已。甚至在美国，当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甚至黑人音乐都能够作为美国文化符号的时候，在这片大陆上产生最久远的印第安传统工艺和生活方式，却从未被视为美国的文化象征。

文化旅游给了每一个梦想成为旅行家的人一条捷径，他们努力背诵历史知识，他们用心炫耀自己与异域风情接触的经历。但大部分文化旅游者是在用眼而不是心去接触这些文化：他们扬起头，用崇拜的目光去欣赏欧洲宫殿中的艺术品；再低下头，用和蔼的微笑关切原住民。但他们既不能理解这些珍品的美，也无法通过与民俗生活的接触获得真正的心灵悸动。

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化苦旅其实不是旅之苦，而是文化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