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具有代表性的金属乐器是什么

金属乐器

金，是指金属乐器，大多由铜或铜锡混合制成。在古代的金属乐器中，种类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是钟类乐器。而钹，锣等也是金属乐器，它们的共同特性是声音洪亮，音质清脆，音色柔合，足以代表中国乐器金石之声。如“钟”。有的“钟”只有一个孤零零地悬挂在那儿，叫“特钟”；有的成群结队，排著座次，叫“编钟”，编钟敲起来声音各不相同，有高低变化。

中国的钟最早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商代，出现了一种打击乐器，叫铙。这种铜铸的铙的横断面是扁形的，铙边成棱形。先是单个的，后来逐渐发展为大小不同、三五成组的编铙。历史进入周期，乐匠们对编铙进行了改进，先是把编铙挂在架上，再对铙的形状进行了改进，这就成了编钟，而且数量也逐渐增加。乐匠们将不同大小、不同音律、不同高音的钟编成组，可以演奏出悠扬悦耳乐曲。到战国时期或周期末期，编钟进入鼎盛时期，数量多达六十多枚，奏出的音乐更加动听，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礼仪乐器，使这种单纯的乐器扮演起一个政治、文化上的重要角色。

战国时期，周期衰落，诸侯崛起，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制作复杂、价值昂贵的扁形编钟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秦汉时，扁形的编钟竟然无处可寻，制作技术也已失传。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回归现象，曾被赋予非凡功效的钟重新成为一种普普通通的乐器。只是钟的形状有扁有圆，没有固定的形制了。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道教形成。钟又被赋予一种新的使命，成了法器，悬挂于佛寺、道观。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钟成为宗教专用品，作为法器的佛事钟竟成了中国古钟的主流。

后来钟又衍生出两个门类：朝钟和更钟。朝钟是皇帝们用来表功德、显权贵的，更钟是用来报时的。

在陶寺零星铜器的发现中，最著名的，是陶寺铜铃。铜铃颇不起眼。首先是小，长五六厘米，宽两厘米多。其次是做工粗劣，表面有铸造的缺陷和气孔。经成分测定，铜铃系将近98%的纯铜铸成。纯铜质软性脆，呈红色，所以一般称为红铜。较之合金制品的青铜，它当然具有相当的原始性，但陶寺红铜铃却意义非凡。

众所周知，在陶寺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铸造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等是两个概念。最难的是必须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而如此复杂的造型，又决定了以往简单的石范无法完成铸造任务，灵活多变、易于把握的陶范应运而生。因此，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由此可知，探索这项工艺的缘起，意义重大。但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的数十年来，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这就是陶寺铜铃的出土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同时，陶寺铜铃也是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它很可能是后来青铜编钟的先祖之一。从渊源上看，陶寺铜铃是同时期当地陶铃的仿制品。陶铃的起源，则可上溯至仰韶时代的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向下则与二里头文化成熟形态的铜铃有承继关系。发掘者和音乐史专家认为，陶寺铜铃的出现，“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乐器

琴

琴发明于伏羲时代，为五弦之琴。古人云：“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众器之中，琴德最优”，这个琴字指的就是古琴。

古琴又有着极为广阔的艺术表现力，清越、古朴、圆浑而又极富穿透力和质感，所以其表现境域十分宽广：清微淡远的《平沙落雁》、质雅清纯的《梅花三弄》、悠闲舒缓的《渔樵问答》、刚烈粗厉的《广陵散》、哀婉沉痛的《长门怨》、气势磅礴的《流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古琴所不能表达的。

瑟

瑟的起源十分久远，在考古发现的弦乐器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它的出土地点集中在湖北、湖南和河南三省，并且绝大多数出自东周楚墓。其他如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省，只有一点零星发现。

瑟，形状似琴，有25根弦，弦的粗细不同，每弦瑟有一柱，按五声音阶定弦。最早的瑟有五十弦，故又称“五十弦”。

鼓

鼓的出现比较早，从如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可以确定鼓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出土的土鼓为例）。在古代，鼓不仅用于祭祀、乐舞，它还用于打击敌人、驱除猛兽，并且是报时、报警的工具。

古文献所谓“鼓琴瑟”，就是琴瑟开弹之前，先有鼓声作为引导。鼓的文化内涵博大而精深，雄壮的鼓声紧紧伴随着人类，远古的蛮荒一步步走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