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简介-戴望舒的生平介绍

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1905年3月5日}）,现代诗人。原名戴朝?u。笔名艾昂甫、江思等。 浙江杭县（ 今余杭市）人。代表作：《雨巷》并因此作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外还有《寻梦者》、《单恋者》、《烦忧》等。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1925年转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并于翌年就读于该校法科。
先后创办过《璎珞》、《文学工场》、《新诗》等刊物。1926年春，开始在与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发表诗歌，处女作《凝泪出门》。1928年《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受到人们注意，他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称号。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保留着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及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并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兰、中国的李金发等人的影响。
1929 年出版的诗集《 我底记忆》大部为此时期的作品。1932年《现代》月刊创刊，他曾在该刊发表许多著、译作。同年11月赴法国，曾在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肄业或旁听，并继续从事著、译活动。编定诗集《望舒草》于1933年出版。这一阶段的诗作数量较多，艺术上也较成熟，在创作中最具代表意义，他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1935年从法国回国。1937年出版诗作合集《望舒诗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上海继续著译， 1938年5月赴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其间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和英文刊物《中国作家》等。香港为日军占领后，以抗日罪名被捕，陷狱中数月，健康受到很大损害。
抗战开始后的作品，从生活、情绪到艺术风格转向积极明朗。1941年所作《狱中题壁》和稍后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现了民族和个人的坚贞气节。这一时期作品后来收入《灾难的岁月》，1948年出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再次去香港，1949年辗转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
1989年《戴望舒诗全编》出版。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梦鸥。浙江杭县人。1923年秋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宣传工作。1928年在上海与人合办一线书店，出版《无轨列车》半月刊。被查封后改名水沫书店，出版《新文艺》月刊。
1931年加入中国左联。1932年自费赴法国，在里昂中华大学肄业。一年后到巴黎大学听讲，受法国象征派诗人影响。1935年回国。次年创办《新诗》月刊。1938年避居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及诗刊《顶点》。还曾主编过《珠江日报》和《大众日报》副刊。
同时组织“文协”香港分会并任理事。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曾被捕入狱，受伤致残，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1949年回到内地在国际新闻局法文组从事翻译。1950年因气喘病去世。诗集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戴望舒诗选》《戴望舒诗集》，另有译著等数十种。
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代表。戴望舒的诗歌主要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较大，前者如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后者如魏尔伦、果尔蒙、耶麦等，作为现代派新诗的举旗人，无论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在诗的内容上他注重诗意的完整和明朗，在形式上不刻意雕琢。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 ，又惆怅。她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蓝棣之）曾经有人说戴望舒诗是诗坛的“尤物”，大概是说它美艳而富于可怕的诱惑性吧，自然这是寓贬于褒的。我愿意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尤物”这个词，我认为戴诗美丽而富于感情，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戴诗的魅力来自他那诚挚而忧伤的感情。
他的诗与20世纪20年代臻于高潮的英语系的现代主义诗的重“知性”不尽相同，他的诗主情，情是他的诗的骨子。尽管他很快就抛开了浪漫派，而倾向于象征派，甚至后来还倾心于后期象征派，但他的诗一直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他的《诗论零札》认为诗所表现的，是情绪的抑扬顿挫，是去掉了音乐与绘画成分的纯粹的情绪。
他的诗集，无论是《我的记忆》，还是《望舒草》，或者《灾难的岁月》，都是抒情和以情取胜的。如果拿40年代成长起来的穆旦的诗加以比较，一个重知性，一个重感情，区别是很显然的。番草在纪念戴望舒的文章中曾说，当时他们那一批诗人所喜爱的诗，是兼有浪漫主义的情愫与象征主义的意象。
戴望舒的诗风大体上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但它没有象征主义的神秘与晦涩，更非只是官能的游戏。戴望舒的诗是感情的，但不是感伤的。感伤是感情的矫饰虚伪，是感情的泛滥，戴诗里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望舒草》出版的那个时候，曾经有朋友说他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
杜衡也说戴诗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的确走的是诗歌的正路。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
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戴望舒曾熟读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说过，就多愁善感的气质说，戴望舒也接近魏尔伦。魏尔伦《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和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戴望舒的诗，则表现了从五四运动激昂地飞腾起来的理想，同淹没于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现实相脱节的悲剧感。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
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戴望舒译法国诗歌戴望舒是知名的诗人，也是一位成果斐然的翻译家。对于他的译诗，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和陈丙莹撰写的《戴望舒评传》曾辟有专节进行论述。
陈丙 莹对戴的译诗给予了极高评价，说戴望舒的译诗“以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曲尽西方诗歌(特别是精微的象征派诗)深蕴的内容与繁富的音节，更是成了诗歌翻译学者们 学习的范本。”戴望舒从三十年代开始翻译法国诗歌，仅收录在《戴望舒译诗集》中的就有包括雨果、魏尔伦、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比也 尔·核佛尔第、苏佩维艾尔、瓦雷里、阿波里奈尔、爱吕亚、勃德莱尔等诗人的诗作75首。
关于译诗，戴望舒和艾略特一样，曾持“诗不能译”的观点，但后来的 实践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在1944年的《诗论零札》中说：“说‘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 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
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里都永远保持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翻译可以说是诗 的试金石，诗的滤罗。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戴的译诗特别强调“忠实”。传神地体现出原诗的诗味、诗性与诗境。请看他翻译的魏尔伦的那首著 名小诗《瓦上长天》。
魏尔伦的法文原诗为：Le ciel est，par-dessus le toit, Si bleu，si calme ! Un arbre，par-dessus le toit Berce sa palme。 La cloche dans le ciel qu’on voit Doucement tinte。
Un oiseau sur l’arbre qu’on voit Chante sa plainte。 Mon Dieu, mon Dieu，la vie est la, Simple et tranquille． Cette paisible rumeur-la, Vient de la ville。
Qu’as-tu fait,o toi que voila pleurant sans cesse，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 De ta jeunesse ? 再看戴望舒的译诗：瓦上长天 瓦上长天 柔复青! 瓦上高树 摇娉婷 天上鸟铃 幽复清 树间小鸟 啼怨声。
帝啊，上界生涯 温复淳 低城飘下 太平音。 ——你来何事 泪飘零， 如何消尽 好青春？陈丙莹评析道：在经过精心地雕字琢句译成的魏尔伦的诗中，我们会感到年青的戴望舒从这位异国的象征派大师俏丽的伤感的诗句中找到了知音。
……诗人在翻译这些跳荡、轻倩的诗句时一定是很激动的。 这 首小诗意象很美，“碧瓦青天，高树清铃，天上静穆，人间温存，然而，如此良宵，‘我’却感到身世飘摇，心中不由然升起无端的苦恼忧愁……”周宁在《外国名 诗鉴赏辞典》中如是评说。他还说：“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诗，极富音乐性，其许多小诗的魅力，尽在于此，国内译魏尔伦的诗，相对而言还是较多的，有些诗的意 境译得很高明(中国诗学中的意境大概是空间意义上的)，但传神地翻译再现其诗的音乐性的，却很少，或许这是不可强求的，是语言本身的局限，笔者对比过数首 诗的译文与原文；最后觉得，还是戴望舒先生译的《瓦上长天》，虽能传其音乐性之神。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戴望舒是诗人，因而诗心相通，诗情与共，善 于用诗的语言“以诗译诗”呢？ 。